导语：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制定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又对如何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出很多重要措施。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长期从事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研究的黄苇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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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抓作风建设上有什么新特点？

　　黄苇町：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从纪律、作风、反腐三个方面部署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他最后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贯穿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一个魂，也是贯穿作风建设的一个魂。无论从抓作风建设的决心、态度，还是工作力度、深度来看，都有着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最明显的，可以说是“三个前所未有”：一是要求领导带头的层级之高前所未有，《八项规定》明确宣布管的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二是切入口选择的准确和深入前所未有。《八项规定》每一条都既具体，又切准要害问题，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三是一抓到底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谈到作风建设时，强调要“经常抓”、“长期抓”，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强调后续工作要跟上，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显示了非同一般地一抓到底、不使反复的决心。

　　记者：为什么中央强调在作风建设上领导要率先垂范？

　　黄苇町：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但过去制定的有关纪律的约束对象，或者是全体党员，或者泛指党员干部，还有的专指高级干部。尽管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也有关于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等方面的要求，但多属于内部规定。而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管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依据《八项规定》下发的《十项规定》，管的是中央军委委员，可以说，自从我们建党建军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专门针对最高领导层制订，并且广而告之、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战士众目睽睽监督的纪律约束文件。而且中央领导同志对自身的要求之严，也是前所未有的。例如，过去从安全保卫工作的角度以及领导人日理万机、时间珍贵、特别是参加一些重要活动要严格守时的要求考虑而实行的交通管制制度，全国解放6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群众也习以为常，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了，这次也被打破了。习近平同志外出考察时，明确要求不封路、少扰民，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减少陪同、减少警卫。为减少陪同车辆，甚至他乘坐的中巴车也常常座无虚席。这种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内一些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冲击很大。保卫工作难度更大了，但领导人与人民群众更近了。总书记提出的“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央政治局从自己做起，中央军委和各级党政机关迅速跟进，结合本地、本部门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定，直接带来党政军作风建设的大变化。

　　记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转作风对基层作风建设有什么示范和带动意义？

　　黄苇町：事实证明，从上到下，一级做给一级看，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尽管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的作风建设同样重要，但作风问题的根子在上面。第一，财权和各种经济资源更多地集中于上级机关，上级机关搞起铺张浪费、奢靡之风来与基层不是一个数量级。第二，基层在接待上级领导时大手大脚，不排除有基层干部借机享受一把的动机，但更多的还是唯恐对领导招待不周的心态在作怪。其实，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搞接待，上班无暇处理工作，下班回不了家，早成为很多下级和基层干部的负担。中央要求不得兴师动众搞迎送、摆鲜花、搭台子、办酒宴，实际上，对下级干部是一种解脱，不仅是时间、精力的解脱，也是肠胃的解脱。第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说到的能够做到，承诺的能够兑现，也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抓基层作风建设。

　　记者：您认为《八项规定》从内容上看有什么特点？

　　黄苇町：《八项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条规定都不是一般性的原则号召，而是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习近平同志说，要从具体事抓起，才能落到实处。八项规定每一条都非常明确具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界限非常清晰，便于群众监督。尽管条数并不多，但每一条都切中要害。

　　例如，《八项规定》中的“不安排宴请”，以及十项规定补充的“不喝酒，不上高档菜肴”等，如果真能贯彻到底，仅这一条就不得了。不妨回顾一下，从改革开放初期起，我们就一直抓公款吃喝问题。《中国青年报》公开发表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向中纪委检举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大吃大喝十几顿，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的检举信，是1980年10月。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商业部长本人当面道歉，并在不久后被免职，检举人陈爱武则成了敢于向“腐败现象”挑战的时代先锋。可是，30多年过去了，从规定“四菜一汤”开始，尽管有关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发了几十个，可实际上公款吃喝宴请活动却愈来愈普遍，越吃越高档。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机关单位宴请时极少见的进口鱼翅海鲜，也已成为很多公款宴请中的当家菜。这里有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因素，也与社会上和党内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滋长分不开。甚至形成了一些寄生在公款消费上的畸形行业。例如，那些一桌动辄几万元的高档餐馆，一些可以让单位长期挂帐、成为吃喝玩乐据点，最后以会议费、培训费一笔总结的五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还有一些烟草企业争相推出高档烟甚至天价烟，一些名酒等能够以翻倍的速度涨价，瞄准的多是公款消费。为什么说这是畸形行业？因为这样每年数以千亿元计的公款个人消费规模，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拥有那么多高端消费场所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需要办“跑项目、跑资金、跑审批”等大事的北京，更是价位越高的餐馆生意越火。《八项规定》颁布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据报道，上海和北京的高档餐馆平均减少了20%和35%的营业额。北京有家著名的高档餐馆，2011年12月最高的日流水额破100万元，而2012年同期最低时没有一桌酒席，足以说明他们过去的生意兴隆是靠什么支撑的。而在其他各种餐馆餐厅，吃不完被倒掉菜肴最多的餐桌，也是以公款付账为主。因为只有吃公家的才会倒掉一大半而不心痛。而在一个世界上耕地最紧、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竟相当于40%的城镇户籍人口的两亿人的口粮，是让人嘬舌的。其中有市场供应丰富了、人们腰包鼓了、饿肚子的日子过去了，要面子、讲排场的社会陋习滋长了的原因，也有公款高消费的拉动作用。因此，中央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舌尖上的腐败”，以公务消费风气的转变带动社会餐饮消费风气的转变，大家都是衷心拥护的。

　　记者：刹住公款吃喝之风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黄苇町：如果八项规定中“不安排宴请”这一条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为几十年来都没能解决的公款吃喝风画上休止符，不仅会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改善党和政府形象，树立干部公仆形象，还会带来很多“副产品”。第一，有助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据悉，我国每年在公款吃喝上的消费将近3000亿元。去掉一些公务活动中的必要开支，如果能通过纠风节约下来1500亿元，就可以用这笔钱增加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办很多改善民生的事。第二，这也会迫使那些靠公款消费获取高额利润的餐饮服务场所，真正向个人消费者转型。因为我们需要拉动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而不是公款消费。第三，有助于形成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的良好社会风气，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减少一些被残忍杀害的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第四，对其他方面的奢侈性消费也是一个有力的遏制。近些年，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兴起了一股奢侈性消费之风，有的人名表、大牌服装等，一身行头就值十几万、几十万，分不清他是公职人员还是私人老板。其中有些人是跟风，也有人是精心设计的：或是把这身行头当作收礼的“样品”，告诉别人该给他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东西。被爆出有十几块名表的“表叔”，还有被反贪部门搜出了几十个LV包的“LV姐”，都是这样“炼”成的；或是当作受贿的“价码”，你看我这样一个消费水平，你要求我办事，万八千怎么好意思拿得出手。这里面门道很多。因此，治奢也是和治腐相联系的。

　　很多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八项规定时，规定领导干部不仅不能相互用公款宴请，也不能随便接受私人老板的宴请。因为很多权钱、权色交易活动、行贿送礼活动，都是以酒局宴请为载体的。现在，由于地方财力不足，责任又很大，无论是搞经济建设，还是搞民生工程，政府都没有那么多钱，往往要倚重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家。而企业家要讲投入产出，有的要求政治利益，有的要求经济利益。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我们经常发现老板的背后有政府、政府的背后有老板，这也是现实条件下的一种无奈。但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和企业家可以有利益交换，但必须讲原则、讲公平，原则就是只能有利民生而不是有害民生，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再就是领导干部个人在经济上绝不能和老板有粘连、有利益勾兑。有粘连就做不到公正，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就会“一失足而千古恨”。当然，有的人真想搞权钱交易活动，没有酒局宴请也会想出其他办法，但消除这个载体，对于改善政治生态还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说《八项规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过分。

　　记者：您认为抓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黄苇町：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题目是“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就说明，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强化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邓小平讲过，我们的群众基础，是靠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东北抗联孤悬敌后14年，牺牲的师以上干部就达上百人，超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战争的我军高级将领损失之和，就是因为日寇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通过并大屯和封山，割断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多群众都是在冒死进山送粮、送药、送冬衣的过程中被敌人残酷杀害，而杨靖宇、赵尚志等很多抗联领袖，也是在下山找群众与敌人遭遇和突破封锁的战斗中牺牲。因此，老一代革命家都深知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我们几乎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家都熟悉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其实原话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讲得这段话呢？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间。面对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状况，他心急如焚，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生产出粮食来，不让我们的农民被饿死，就用。他是在这个背景下讲黄猫黑猫的，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提出的。他两次被打倒，第三次复出后还是选择要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做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去东北视察，面对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他心情沉重，一路上看多讲少，最后对辽宁省委负责人说了七个字：“我们对不起人民。”这七个字可以说字字千钧。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做出这样沉痛的自省和自责，是前所未有的。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许就是这时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也与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的“两次流泪”分不开。1977年冬，他到淮北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穿破空心棉袄的小伙子。万里看天这么冷，就问他有什么困难。想不到他的回答竟然是拉开棉袄，拍拍肚皮：“填饱肚子。”万里说这容易，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万里半天说不出话来，顿时热泪长流。他想，一个单身的壮劳动力两次提出的要求，都是吃饱肚子，那些拖家带口的农民会是什么样子？后来，他走进一家农户，看见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偎在锅灶旁。他和老人打招呼，老人不理。万里以为他耳聋，又大声打招呼，老人还不理，旁边的干部赶快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才慢慢站起来，这时万里反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原来老人没穿裤子，赤裸着下身。万里忙别过脸去招呼两个姑娘，姑娘也不动，这时旁边的干部说，别喊了，她们也没穿裤子。万里明白了，他们父女三人就这样光着身子，靠锅灶的余温度过寒冷的冬天。万里来安徽前对那里的困难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农民会困难到这样的程度，他不禁再次热泪长流。所以，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要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回到北京后，万里对反对“大包干”的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你别把我的独木桥也砍了”。中国农村改革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序幕就是这样揭开的。

　　但是，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尽管通过搞“大包干”一步跨越温饱线，但后来却陷入了“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的尴尬境地。在搞“大包干”整整28年后，2006年12月，小岗村98户村民再一次集体按手印，并派十个代表带着去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他们既不是要钱要物、也不是要政策，而是要求省财政厅下派到村任党支部书记的沈浩，在三年任届期满后不要回去，再带领他们干上三年。于是，沈浩成为当时全省唯一连任两届的下派干部。第二个三年任期快届满时，他对朋友说：“到年底我就结束任期了，我要回来了，我太累了。老母亲90多岁了，女儿学习成绩这样差，我有责任啊！”但是，他没能回去。就在届满前一个月，他因心脏病突发，停止了呼吸。小岗人上至80多岁的当年大包干的创始人，下到十几岁的年轻人，无不痛哭失声。他们哭着对记者说：“沈浩是为我们小岗村的发展累死的！”人们能一条条数出他为村民们做的事。他带着大家办工业、兴商贸、科学种田，以市场经济的头脑发展种植、养殖和高效农业。修村路时，他为了给村里省下20万元钱，决定不用建筑公司，而是由村里租机械、村民出工自己修。他天天带头泡在工地上，起早摸黑，扛水泥、抬石子、拌砂浆，使小岗村到县城比原先缩短了20多公里。他在任的六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再次焕发了生机。与一些干部追求轰动效应的“大手笔”相比，这些都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但正是这一件件小事，使几百村民的生活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也书写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沈浩去世后，在村民的强烈请求下，沈浩的亲属同意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和他深爱的小岗村人永远在一起。

　　看了这篇报道，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沈浩下派这6年，虽然仍属于年富力强时，但客观地讲，作为一个已经46岁的副处级调研员，在仕途上也很难再有什么发展。他对个人什么都不求，回去后的唯一愿望，就是能补偿一下对高堂老母的孝敬和对妻女的歉疚。他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心、全部生命都倾注到了这个职务不能再低的岗位上了。在他的身上，再现了当年焦裕禄的影子。如果说，是万里同志力排众议，支持了小岗村人开启了农村改革之路，沈浩则是用自己的生命为小岗村续写了新的辉煌。虽然他们一个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是普通的机关处级干部，但在心系群众、心系农民上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像沈浩这样亲民爱民、不计名利、苦干实干的基层领导干部，才使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了我们党的周围，才有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

　　记者：就是说，作风建设最关键的环节，是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黄苇町：是的。我国当前存在四大社会矛盾，即城乡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当年，群众是从党员干部的作风上认识我们党，决定跟党走的。他们认为，这群生活俭朴，公道正派，为民族、为群众谋利益的人，是值得信赖、追随，可以与之同生共死的。反之，如果谁被群众指责为“看你哪像个党员”？则是比骂什么都厉害的重话。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追求多样化的今天，人民群众更寄厚望于党。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这种党风政风所形成的廉洁高效的社会管理平台，就不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公平的支点、良好的秩序、和谐的氛围。反之，如果领导干部作风不正，就会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甚至激化社会矛盾。我已退休多年，退下来之前，曾担任过两届中央维稳办的咨询专家。我有个体会，偶发性群体性事件，多数与干部作风不好、导致矛盾激化分不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死了人的事件，不管是造成执法人员死亡，还是当事人在法庭上喝农药身亡，多数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分不开；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往往反映了制度不公或背后的腐败问题。因为制度不公容易导致整个群体的不满，而腐败特别是国企改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腐败，最能触动社会的神经。这些也是我们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记者：改进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永恒课题。您认为当前最紧要的应该强调什么？

　　黄苇町：在我们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当前必须进一步加强宗旨意识教育，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习近平同志在今年两会结束时提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并多次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甚至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而形式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搞形式主义，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有人说，现在有些地方是干得好不如讲得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导致了两种现象：一个是盲目追求形式，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向上级报功；另一个是干得很一般，但写得很漂亮。干不出来就在汇报材料、语言、数字上做文章。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他反复强调，要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他下去考察有两条最重要的要求：一个是必须见真群众，要求地方不能“导演”，不能搞“培训”。另一个是要摸真情况，绝不允许弄虚作假，甚至不允许为考察现场添置哪怕一个新板凳。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和中央军委“十项规定”还提出了几个“精简”：包括精简会议，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不参加一般的庆祝、纪念、表彰、研讨等活动，要求精简文件、精简简报，切实改进文风等。同时又提出了几个“增多”：包括要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这“几简几多”，都是为了让领导干部不要飘在上面，不要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真务实，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之中去，集中精力为老百姓做实事、求实效。
记者：当前，人民群众对我们作风建设的最大疑虑是什么？

　　黄苇町：当前人们对我们作风建设的最大疑虑，就是会不会最后也变成一阵风。人们的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没有放松过对各种不良风气的整治，有关的禁制性文件已发了数百个，且很多都是三令五申、甚至年年重申。例如，禁止年终突击花钱发钱，每年岁末都会由几部门联合发文，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往往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因此，总书记强调要“经常抓”、“长期抓”；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首先要把从严治党落实到从严执纪上，既设“高压线”，又通“高压电”，使心存歪念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领导干部要带头执纪，也要重视对违纪的领导干部执纪，做到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敬畏党的纪律。

　　记者：在作风建设上如何做到总书记要求的“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黄苇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怎样防止出现虎头蛇尾？习近平同志强调后续工作要跟上。有哪些后继工作？我认为，最重要有三点：一是要抓制度，二是要抓监督，三是要抓惩戒。具体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风建设要想不松懈，必须保持“扣越拧越紧”的态势。以往有时的纠风工作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往往与前紧后松分不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严守八项规定不仅要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还要成为继续转变作风的“前进基地”。作风建设的要求不是紧一阵、松一阵，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这样就能有效地打消那些想暂且忍一忍，认为“风头”一过就可以故态复萌的人的幻想。

　　第二，要通过改革消除一些不良作风产生的根源。例如，北京高档餐饮娱乐场所生意的火爆，是与行政权力与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一些地方党政机关、部门来北京跑审批、跑项目、跑资金分不开的。根本的方法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李克强同志提出，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包括中央政府也要向地方政府放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他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事实上，这既是转变职能，也是转变作风，可以有力地遏制腐败或者寻租行为。同样，也要进一步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公开透明地选拔领导干部，也是铲除跑官要官生存土壤的重要措施。

　　第三，要在财务预决算制度上做到“釜底抽薪”。要大幅度削减“三公费用”，严格控制报销标准，加强审计监督，对违反财经纪律者严肃查处。对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监管工作，要经常抓、长期抓。管住了钱袋子，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成了无源之水。

　　第四，纠风工作也要努力做到科学化。《八项规定》颁布后，有些地方和部门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制定了更详尽的规定，这符合总书记提出的“要从具体事抓起，才能落到实处”的要求。但不要认为，制定的条数越多越好。治理不正之风要先抓要害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仗，才能使纠风工作更好地立信、立威，为进一步转变作风打好基础。如果事无巨细一起抓，反而可能事倍功半。而且，“三公消费”的标准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低越好。有的地方规定领导下乡必须自带干粮、不准住星级酒店，希望干部继承当年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的优良传统，动机是好的。但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键是要抓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精神实质。

　　记者：当前，贯彻《八项规定》的关键是什么？

　　黄苇町：我认为，当前贯彻《八项规定》，关键要做到“一条硬线不能碰”和“两个原则要把握”。“一条硬线不能碰”，就是中央作了明确规定的必须坚决贯彻，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两个原则要把握”，就是一要明确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来抓作风建设，通过推进作风建设，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求实效。二要注意节俭、不脱离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制度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项制度只有符合实际，才能长期坚持下去，群众才相信你可以长期坚持下去。反之，如果脱离实际，尽管短期内可以奏效，但难以持久，而先紧后松、先严后宽的结果，必然会损害制度的公信力。总之，要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不虎头蛇尾，就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核心就是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也是我们抓好作风建设的魂。